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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下一个贵阳

2018-10-27 20:09:28

寻找下一个“贵阳”

五月底,一场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阳举行,与会嘉宾有:马云、马化腾、李彦宏、雷军、周鸿祎、郭台铭……

近年来,能让这群大佬聚首的地方唯三,一是乌镇的世界互联大会,二是深圳的IT领袖峰会,还有就是贵阳这场数博会了。

这事算不上什么成绩,然而很说明问题——搁在五年前,怎么想也轮不到贵阳。

它不是一线,甚至不是二线,即便不与东部地区比较,放在已有三座国家中心城市(重庆、成都、西安)的西部,也只能和昆明抱团哭泣一番——昆明的经济总量还比它强。

但如果不比存量,转而比较这五年的变化量,贵阳的成绩就很不凡了。

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,近年来贵阳发生了什么。以及,如何寻找、造就下一个“贵阳”,寻造下一个不凡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服气

如果询问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居民:“国发2号文件”是什么?

得到的答复一般会是:国务院每年发布的第2号文件呗,1号文件历来关注三农,2号文件主题不定。

可是询问一位贵州人:“国发2号文件”是什么?

得到的答复会是:2012年的那一篇。

哪怕再过十年,在贵州人心里,“国发2号文件”还是特指那一篇。

2012年1月12日,国务院发布国发〔2012〕2号文件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其中说道:

贵州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,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。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,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。贵州尽快实现富裕,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,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这话很重了。

遍览近20年的国发2号文,没有哪个省份得到过同等待遇,这是重大政策利好,却不算什么光彩事。

文件发布前的2011年,中国各省人均GDP排名,贵州倒数第一,人均6742元,是上海的1/10——这个数字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例证,被人们念叨了很久。

再来看看省会贵阳:2011年,贵阳市GDP 1383亿,省内第一,全国一百名开外。若放进中国发展最均衡的山东省,它排名第十六,仅仅高于日照和莱芜。

这时候你和贵州省政府说,也要均衡发展、全省共荣,他们一定会用关爱傻子的眼神望向你:哪有一起荣?只有一起穷!然后一省的人都跑去建设沿海了。

其实,贵州不是没试过遍地开花。国发2号文件发布之初,全省士气高昂,掀起了工业化热潮,各地工业园项目纷纷上马。

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宋菁见证了这样的景象:

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县城,都在建设工业园,大部分还不止一个。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政府部门甚至一个区的司法局,都分解到了具体的招商引资任务,一些级别较高的官员,个人还另有招商指标。

国发2号文件起草小组的撰稿人刘庆和特意提醒:工业化的方向无可非议,但“大跃进”的方式方法需要反思。

不过不需提醒,财政压力自然让贵州放慢步伐。以毕节经济开发区为例,2012年计划完成20亿投资,最终完成12.5亿,还没怎么打造园子,光是土地平整、路建设、供水供电、移民搬迁就把资金用差不多了——这个省不仅没钱,还没基础。

随后一段时间,贵阳很少问省里要钱,因为他们发现,省政府的资金好像比市政府还紧张。

全省共荣是有点力不从心了,这时摆在贵州、贵阳面前的任务艰巨而明确:至少打造一座经济繁荣、能留住人的区域中心城市——当时全省1/6的户籍人口常住省外。

于是,2012年前后,贵阳冒出了很多“超级大盘”。例如号称“亚洲第一大盘”的花果园,总建筑面积1830万平米,可容纳居民35万,足以搬来一个县。

那段时间,贵阳原著居民的体验应该很差,觉得城变乱了、路变堵了。但是没办法,一者政府需要大量土地出让金,二者政府希望那些在外省打工的农民工能在贵阳完成城市化。有了钱,有了人,一个穷省才能谈下一步发展。

2012年底,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《关于加快信息产业跨越发展的意见》。

如果不知道后面的事,看到这篇意见(的标题)是很容易发笑的: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,工业化还没完成,就要IT跨越发展,这是要走印度特色发展道路吗?

然而翻看文件内容

寻找下一个贵阳

,就会发现这不是一篇美丽而含糊的愿景式指导意见,里面的指标非常清晰:到2015年,信息产业规模总量、增加值占比、年均增长率、各项细分产业产值、不同层次企业数量、不同层次人才数量、各类投资项目数量、发明专利数量,都有细致的目标。

当然,彼时的贵阳还没找到大数据产业这一突破口,仍在云计算、物联、高端软件服务、动漫游戏等许多领域投石问路,建好了电子信息产业园,推出了一揽子投资优惠政策和招商规划,盼人投以青眼。

成绩没出来,批评先来了。

2013年8月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刊出《债务之龙(The Debt Dragon)》一文,讲述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/债务驱动型经济,贵阳作为反面典型被拎出来,从个案到数据,批了一遍。

《金融时报》批评错了吗?恐怕不尽然。自2013年以来,贵州省一直是地方政府负债率最高的省份,甚至负债率一度比第二名多出近40%。贵阳市的负债率虽然不高,但是各个城投平台承载的隐性债务不容小觑,这一点至今存有隐患。

这时候你和贵州省政府说,要警惕债务风险、量力而行,他们一定又会用关爱傻子的眼神望向你:这里的山路十八弯,这里的城市化率全国倒数,不搞基建怎么招商?继续挖矿卖水果吗?

所以有时候小巴挺佩服中国这群地方官员的,敢想敢做,就不服气。明明可以甩锅说没有天时没有地利,他们偏偏要勉强自己。

然后,贵广高铁建好了,贵阳到广州从20小时缩短到4小时。

然后,贵安新区得到国务院批复,晋升为国家级新区。

然后,三大运营商都来贵阳建设大数据中心,富士康、苹果、高通、华为、阿里、腾讯,一个接一个也来了。

然后,广东的一批电子制造企业,开始在贵阳建设厂房,贵州的产量从无到全国第四,产业工人也留了下来。

2018年青年节,大数据发布《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》,贵阳居然超越深圳,排名全国第一。

事情突然成了,好像原本就顺理成章一样。近三年贵阳一直保持着超过10%的GDP增长率,增速全国数一数二,信息产业尤其是大数据产业厥功至伟。

如同愚公移山的故事结尾,天帝下令,两神帮忙搬山一样,我们很难说清楚贵阳近年的成功转型,有多少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,有多少来自地方自身,但可以确定的是,你不去寻造不凡,别人无从帮忙。自助者天助之。

谁是下一座“机遇之城”

2015年,经济学人智库推出了一份《中国新兴城市报告》,探讨中国城市的发展潜力。报告说,我们不关心绝对值,每一项比较都是依据增长量。

这份报告里,尚在不停折腾的贵阳排名第一。

媒体对此的评论普遍友善,民可就刻薄多了,外地人说贵阳算老几?本地人说就贵阳那德性?

到了2018年,贵阳交出的成绩单不说让所有人满意,至少让人刮目相看。

今年年初,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新一份《中国新兴城市报告》,或许通过这份报告,我们可以找到下一个五年里的下一个“贵阳”。

*各项均为在全国97座城市内的排名,报告来源:经济学人智库

这期报告的前五名是,河南南阳、湖北襄阳、江苏宿迁、福建莆田、安徽宿州,分别是2017年城市GDP排名的第78位、第53位、第90位和两个100名开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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